【星网专讯】（2002年12月22日，中国乒坛名宿梁戈亮与国家队小将对阵时，为自己的坏球而遗憾。新华社记者王毓国摄）

梁戈亮，对于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只要提起他曾有的辉煌，也会生出十分的敬意，他是乒乓球世界冠军。他从1971年始六次荣获世乒赛冠军称号，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乒坛名将。此后，梁戈亮长期在国外执教。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20岁的梁戈亮，已年过半百，被北京大学医学部聘为教授，并出任学校的高级教练，成为普通高校中鲜有的世界冠军级的体育教授。

从世界冠军到北大教授，跨越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时代，其间有过多少沧桑、多少故事。在和梁戈亮的接触中，梁戈亮语调平和地叙述了他的往事，他特别谈到了那场至今还常被人提及的乒乓外交，他说能见证那段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庄则栋向周恩来推荐了我

我能成为中国乒乓球国家队队员，要感谢庄则栋，是他向周总理推荐了我。

那是“文革”中期的事情了。大概国家领导人觉得老这样闹哄哄也不行，总要恢复一些正常秩序。当时乒乓球是中国的强项，周总理认为通过乒乓球可以有助恢复国际交往，所以周总理决定让中国乒乓球队恢复训练，准备接外事任务。

有一次训练完后，周总理来了，问在场的人乒乓球的后备力量怎么样？一时间，没有人说话，也难怪，“文革”闹成这样，基本没有人抓，有没有优秀的后备选手，大多数人心里没有底。见大家沉默，周总理把目光转向庄则栋，问：你有什么看法。庄则栋说：有一位，叫梁戈亮。一听，周总理便问我的情况和打法。这样，周总理心里有点数。

过了没多久，我们专门为周总理进行了一场乒乓球训练汇报。那次我和周兰荪打了一场，周兰荪球技很高，有重炮手之称，推挡也很好，我是用长胶球拍，以削球为主，发球进攻性强，那天我赢了周兰荪。周总理对乒乓球很内行，看了以后很高兴。当时周总理就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广西玉林人。”周总理一听，当场让我说了几句当地的方言。就在这场汇报比赛之后，我就成了乒乓球国家队主力队员。这一年，我20岁。

其实，“文革”开始以后，我练得也不多，向周总理汇报的时候，也是现买现卖，心里也打鼓。“文革”时期国家体委也在打派仗，谁练得都不多。我和庄则栋还是对立的两个派，到他家抄家时，我还跟着去呢，当时我只是国家青年队的队员，16岁，我也好奇，想看看庄则栋家什么样，跟着起哄。但是，向周总理汇报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心中没有底儿，我这个人比较注意向别人学习，刚进入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我就观察国家队的主力球员，一下子我大开眼界，世界冠军的绝招我都看到了，我就拼命学，谁有本事我学谁，每个人特点都不同，我都学，不重复，把他们的优势集中到一起，这样我的水平就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有了威胁，特别是曾经还战胜过庄则栋，让我顿时有了自信心，因为在我看来，打赢了世界冠军，就能打败外国人。当然，庄则栋推荐我，也是有他的道理，庄则栋比我大10岁，1966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我输了他，但在和庄则栋平时训练的时候，我有时能够赢他，威胁很大，他知道我潜在的力量，所以他有把握推荐我。

应该说，在我生命中，有很多人影响了我，其中我最感激的是周恩来，还有庄则栋。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我第一次作为国家队主力队员参加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31届世乒赛不仅对于整个国家是不同寻常，而且对于我的意义也不同寻常。在这次国际大赛中，离别六载的斯韦思林杯又回到了中国，我是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的中国队的主力队员之一。

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以后，在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乒乓球更成为周恩来搞民间外交的一张王牌。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球比赛后，澳大利亚乒乓球队来了，加拿大乒乓球队也来了，意义更深远的是美国乒乓球队也来了，所谓中国队的“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杰作就是在这次世锦赛中创造的。周恩来也因此对乒乓球队的贡献尤其在外交上的贡献更加看重了。

这届比赛回来之后，也就是五一节那天，周恩来接见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乒乓球队之后，就在人民大会堂请我们吃饭，总理说：“我很高兴。这是我代表主席请你们吃饭。”还说你们这次打得不错，完成了任务，拿了冠军回来，主席讲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我首先代表主席和你们干三杯酒。说完真是连干三杯，是茅台酒。

吃完饭以后，总理很高兴，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我们就说想见一见毛主席。周总理说：那好，我们一起上天安门。就这样，我们一同上了天安门。

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随周总理来到了毛主席的面前，主席见到我们也很高兴，和我们一一握手，但没有说话。当时我有一种很荣幸的感觉。林彪9・13事件之后，毛主席就再也没有上过天安门，所以毛主席接见我们是他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这时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斗争已经很激烈了，这是事后才知道的。

**乒乓球队给中美关系大门敲开一条缝

周恩来经常对中国乒乓球队说：要有人民外交的观念，要善于搞民间外交。可以说，在“文革”那样的时期，是周恩来一手培养了中国乒乓球队，也一手实践了他的外交思想。

如果没有这些教育，第31届世乒赛一些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

当时，在去不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上，是有争论的。当时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但乒乓球队可以去，这是民间外交。但是当时日本的右派势力很猖狂，中国的代表团去，会不会遭到暗杀，他们有没有可能搞破坏，都是严峻的问题。中央也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讨论一下到底去还是不去。

争论的结果，有的主张去，有的主张不去。

最后上报毛主席，毛主席说：要去。

就这样，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决定之后，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要有为事业做可能牺牲的准备，国家的利益重于泰山。我们当时的思想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能有其他的考虑。当然在安全上周总理也做了具体的安排，从各个方面保证我们的安全。到了日本以后，右派势力的确很猖狂，但是日本政府的保安工作也做得很细，毕竟是两国关系的事，出了事他们要负责的。

没想到，我们这一去，机会就来了。这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和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的一段交往而引发的乒乓外交。

那天科恩上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大轿车，发现上错车后，他感到有些发窘。庄则栋则迎上前去说：欢迎！欢迎！还说了一段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之类的话。这段看似平平常常的交往，因为发生在当时敌对的两个国家，则成为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也难怪有一位副团长捅了一下庄则栋，叫他别多说。当时，我很年轻，但是我认为庄则栋做得是对的。周总理对我们总是讲人民外交，在我们的意识中，人民外交的观念还是有的，庄则栋这样做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加拿大等国赛完后，提出要访问中国，美国队一听，表示也想到中国来，这非同小可，是件大事，代表团立即上报给总理，总理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批准同意美国队来。美国政府对这件事也是喜出望外，他们也一直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途径。

1971年4月6日，中国乒乓球队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访华邀请。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成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新中国境内的美国人。4月14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括科恩在内美国乒乓球队的成员，并对他们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在体育馆，中美两队进行了友谊表演赛，和我对打的是一位黑人选手。

中美关系始于乒乓外交，看似偶然，实际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建国以来，乒乓球成为中国体育比较有优势的项目，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拿得出手，周总理把这样的项目用于民间外交是有远见的。中美两国都想改善关系，但苦于没有机会，不料让乒乓球运动敲开了一道缝。

周总理不仅通过乒乓球解冻了中美关系，而且把乒乓外交扩展到亚非国家。由于“文革”我们和世界的关系疏远了，通过乒乓球比赛，把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拉得近了，周总理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文革”后期，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广交朋友，周总理把乒乓外交球搞得很热，江青也想插手乒乓球运动。可以说，把体育和外交拉在一起，是那个时代的发明。“文革”期间搞了几次亚非拉乒乓球友谊赛，请亚非拉国家的乒乓球选手来，没有钱，我们给你机票，还管吃住。

在比赛中，我们还经常让球，现在看来，大家可能不理解，但是当时让球也是为了国家利益，或者是乒乓外交的需要，是发展对外交往的需要。我也有让球的经历，我让给的是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河野满，以前我从来没有输过他。因为当时内定的目标就是要求拿四个冠军，任务完成了。

作为乒乓外交的实践者，我们所接受的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能有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奢望。工资只有38元，没有奖金，奖励就是荣誉奖章，出国比赛只有三十多美金的零花费。

尽管这样，我无怨无悔，因为能为国家做事情，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1997年参加乒乓外交25周年庆祝活动

我1985年出国，那年我35岁。我出国的想法挺简单的，周恩来当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他一生的革命经历产生了影响。我打乒乓球走过很多国家，但都是走马看花，我要像周恩来那样，在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和当地人在一起处一处，了解外面世界究竟是什么样。

抱着出去看一看、闯一闯的想法，我最终选择了德国，因为德国乒乓球俱乐部比较多，挣钱相对容易一些，比较容易生存。本想待上几年就回国，不料想，为了在德国长大的孩子，我迟迟未能回国，一待就是18年。这18年里，我在德国先后在慕尼黑等城市学习语言、打球、教球，最后还做一些体育产品方面的生意，在慕尼黑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直到一次意外，我面临着又一次选择。

那是1997年复活节的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车被撞了，人也受伤了。后来我爱人告诉我当时的场面很惨，车在冒烟，我满身是血，毛衣，皮带和血肉粘在一起。我被送到医院抢救，诊断结果是骨折，在医院的日子里，我想得最多的是还能不能打乒乓球。

当时德国一些媒体报道说，梁戈亮不能再打球了。乒乓球是我事业的支撑，是我价值的体现。此时我心中的信念是：我不能离开乒乓球台，我不能不打乒乓球。于是住院没有多久，我就强烈要求出院，以后开始顽强地恢复锻炼，腿刚有好转，就开始天天跑步。

车祸三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7―8月，国家体委告诉我为纪念“乒乓外交”25周年，中国乒乓球协会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乒乓球协会将于7月下旬至8月下旬联合举办系列交流活动，希望我参加，但是要自费，还要参加表演赛。我没有任何犹豫，就自费到了美国，来的人挺多，可惜的是庄则栋没有来。

活动搞得挺隆重，在庆祝活动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发表了讲话，肯定乒乓外交的重大作用，在这次讲话中，确认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在乒乓外交之前，美国政府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但是没有找到。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让斯诺上天安门与他站在一起，是放个试探气球，要触动美国人的感觉神经。但是美国政府不相信斯诺，机会就失去了。但是乒乓外交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表演赛中，我的对手还是25年前在北京比赛中那个黑人选手，他是有备而来的，他知道我遭遇了车祸，想趁我腿伤尚未彻底痊愈赢上一回，不料还是输了。

作为乒乓外交的亲历者，我深感到：为国家做点事情很自豪。

我也通过这段经历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心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在德国，我为自己立下规矩：不在德国国家队当教练，不申请德国护照加入德国国籍。车祸以后，我决定回国。现在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当体育教授。

（本文节选自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一书。口述：梁戈亮，采写：俞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