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编辑发布:jack | 2004-05-12 04:39:53

【星网专讯】中国和印度处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列,令其他许多在贫困中挣扎的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两国通过利用大量廉价的熟练劳工正在变成“世界工厂”,而它们庞大的人口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消费市场。这两个亚洲巨人有可能变成美日那样的经济超级大国。

亚洲时报在线Lynette Ong撰文指出,印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约是在同一个时期成立的,前者在1947年,后者在1949年。但两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时间相差了十几年,中国的市场改革始于1979年,印度直到九十年代初才逐步启动改革进程,这是两国总体经济实力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印度虽然在政治方面继承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但在经济方面同中国一样以苏联为“导师”,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印度的工业基础也与中国一样,都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印度仍是一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

今天,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走在了印度前面,但若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两国走的是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数位能说明什么?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印度的快得多。在1982-92和1992-2002年期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7%和9%,而同期印度的仅为5.6%和6%。尽管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发展速度很高。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比较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将近是印度的两倍,因此中国可利用的投资资金自然比印度多;中国国内总投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41%,而印度的为22.8%。在经济方面,中国比印度更开放;中国积极投身于国际贸易,从自身的优势领域中获益匪浅;中国的出口总额在GDP中的比例是印度的两倍。当然,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比印度严重得多。

一个更能说明中印经济发展速度差异的原因是外国直接投资(FDI)。资料显示,流入印度的FDI仅仅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当然,中国官方的统计数位总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相关领域的专家经常指出,中国政府提供的FDI数额有夸大之嫌。其实,中国吸引的所谓“外资”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中国国内资本。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现象呢?其原因就在于外资可以享受到一些中国国内企业享受不到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可以进入的某些投资领域民营企业不得进入,因此中国国内资本为了享受到那些优惠政策于是便通过香港把自己伪装成外资。

与此同时,印度的FDI数额有低估之嫌,因为印度没有将外国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公司间的贷款等计算在内。印度吸引外资少很大程度上与该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限制外来投资的国家政策有关,与印度是否有能力吸引外国投资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这与政府的意愿有关,与政府的能力无关。

**外资与私企

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也许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却没有值得引以为豪的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和法律制度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受到制度性的歧视。中国政府只是在最近给予私有财产法律承认和保护。国有银行宠爱那些效率低下、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对生机勃勃的私有部门敬而远之。股票市场也主要是国有企业的领地。

讽刺的是,在法律承认、法律保护和市场准入方面,外资企业能够享受到很多中国民营企业享受不到的权利。中国政府实行“重外轻内”的双重标准也许有自己的理由,但的确不可思议。中国国际知名的企业,如中国电信和海尔以前都是在国家提供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前者是国有企业,后者的前身是乡镇集体企业。

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是,印度国际知名企业,如软体巨头Infosys Technologies和Wipro以及制药和生物技术新星Ranbaxy and Dr Reddy’s Labs公司,都是正宗的印度本土企业。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华裔)和哈佛商学院的堪纳教授(印度裔)2003年8月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主要通过有机增长,印度更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资源,选择了一条比中国外资驱动的发展方式更能维持持久发展的道路。”他们说:“中国出口导向的加工工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直接投资创造的产物。外资实际上充当了国内企业的替代者。”

关于印度更好地利用了自己的资源的观点值得一提,大量的数位能够说明这个论点。中国2002年的GDP增长率虽然约是印度同期增长率4.6%的两倍,但中国的储蓄(5,420亿美元)却是印度的(1,220亿美元)4倍多,而利用的外资(520亿美元)更是印度的(35亿美元)10倍多。如果从印度的投入产出比来看,中国的资源浪费非常严重。

**制度因素

为什么印度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企业,而中国就不行呢?印度财政部顾问科尔卡说:“印度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部分得益于该国自由化的金融市场。新兴私营企业能够通过干预冒险的资本家、银行系统和股票市场获得所需的资金。”

除了具备能够更有效地分配资源的金融市场之外,印度还具备一些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如民主体制、相对健全的司法体制和财产权。黄亚生和堪纳说:“民主与合理的法律体系为印度自由企业的繁荣提供了必要基础。”在《福布斯》杂志2002年列出的世界200家顶尖小企业中,13家印度公司榜上有名,仅有4家中国公司上榜,而且还都在香港。

当然,中国和印度的“国情”不同:中国中央政府享有更大的权力,能够强制推行其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而不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比较而言,新德里政府经常陷于缺乏远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牵扯之中,有时甚至为保护主义的声音所左右,因此政府不能按自己的意志打开印度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