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网专讯】这是一份由164个孩子的名字组成的特殊名单。
　　
尽管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开篇已成经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我们还是寻到了不幸家庭的相同之处――164个孩子家里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他们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而相继离世。
　　
孩子们都是孤儿，并且是以当地人“禁忌”的一种方式成为孤儿的。
　　
编写名单的高耀洁已经很久不再跟别人提起这个名录，就在一年前，她还常把孩子们的情况挂在嘴边，她那时的愿望是每个孩子都能有个新家，有爸爸，有妈妈，有饭吃，有学上……尽管想领养孩子的家庭并非少得可怜，她的计划还是流产了。“这个事情太难做了，不光是领养手续复杂。”高耀洁很无奈。
　　
于是，孩子们只能生活在各自的家乡，打理着成年人都感艰难的一切。
　　
还有一份更庞大的名单高耀洁始终没能做出来，也不想继续做下去了――父母染艾滋病辞世留下的孤儿究竟有多少？是1万，10万还是更多，连高耀洁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
　　
有6个孩子例外：
　　
在山东曹县苏集镇的5个村庄里，6个来自河南农村的艾滋病遗孤已经在新家里生活了半年多，他们中年纪最大的高萍15岁，最小的王淼只有6岁，其中两对姐弟被不同的家庭领养。6月16日，我们来到山东了解孩子们的真实生活。
　　
刚过青丶，口音便有了明显变化，这里隶属山东菏泽地区，地理上却更近河南商丘。
　　
实录一：

高萍的新妈妈葛玉勤因“人言可畏”感叹：做人很难很难。腼腆的高萍和弟弟半年没见面了，她与弟弟之间有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15岁的高萍马上就要参加中考了，她想报考县里最好的一中，这让起先规划她“读师范，教小学”的高耀洁很有些意外，苏集镇的领导为此给高耀洁打了电话，“萍萍还是得考重点中学，她的成绩是全镇第一名。”
　　
由青丶通往高新庄的路面在翻修，高萍的新妈妈葛玉勤就一直站在家门前的扬尘中等我们。
　　
小院的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清晨4点，葛玉勤要骑着它去5里之外的地里浇水。在这个农忙季节，丈夫王锁德远在胶州半岛的东营开车运货，使得葛玉勤不得不操持了全部家务。家里4亩多地种了棉花、芦笋、花生。芦笋正是收割的季节，但今年的收成和价格都不太好。葛玉勤说，去年亩产有2000斤，每斤的收购价格有2块多钱，而今年的亩产只有1400斤，收购价格才1块多。身旁帮他打理的兄弟说，最低时6毛多也卖过。
　　
正屋墙上挂了不少高萍的的照片，八仙桌下全是空啤酒瓶，粗数数，有七八十个的样子，看得出，辈分高的王锁德很好客。“你王哥是场面上的人，庄里常有人来家里坐坐。”
　　
因为领养萍萍，葛玉勤已经招来不少闲话，村里有人说，“养个孩子就是为了捞钱。”来自高萍河南老家的传言更令她气愤，“高萍被卖给人家做小媳妇，连学也不上了。”“做个人很难很难。”葛玉勤哭了。
　　
闲话总是流传很快，使得“很在乎脸面”的王锁德烦了。他和妻子找来高萍，认真地说，“萍萍，你要想走，我们给你路费，你要留下来，我们也一定让你好好读书，你自己选择吧。”高萍留了下来，葛玉勤抹了一把眼泪，接着说：“我们不要任何人的钱，我们也不图这个，就是想让孩子好好读书，不再受这个罪，即使我们日子过得再艰难，也不让孩子遭这个罪。”让她宽心的是，尽管很多细节她都不和高萍说，女儿还是很懂事。
　　
高萍是河南新蔡县小高庄人，父母于1993年开始卖血，1999年的春天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于2001年相继去世。没有父母的日子里，姐弟俩相依为命，却没能如愿得到亲友的帮助，当地政府曾经资助了一袋面粉和一堆煤，让孩子能够有饭吃住暖屋，但可怜的生存资料很快被自家的一个叔叔拉走了，连电灯和电表也摘了去，最艰难的3个月里，姐弟俩只喝面片汤，连盐都没有。
　　
王锁德、葛玉勤夫妇在新蔡见到高萍时，第一个印象是“太可怜了”，很快作出把她带回来的决定。在农村，领养孩子有两难：一是女孩困难，二是年龄大的困难。葛玉勤说，这些事情我们都没考虑，就是想把孩子带回来，让她上学。
　　
刚进晌午，葛玉勤读四年级的儿子王魁先冲进家门，打开电视搜寻自己喜欢的任贤齐。最近，他在生葛玉勤的气，“我妈太偏心，我要钱她总是不给，姐一要她立马就给。”但他和姐姐的感情还不错，“姐姐学习比我强。”
　　
王魁带着我们来到了与正屋斜对过的东屋，这是高萍的房间，屋子布置清爽，只摆放了一床、一桌、一椅。靠近窗和床的墙壁上有铅笔写下的几句话，那是高萍的杰作，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高萍也需要用榜样激励自己。床边的墙上，最醒目的一句是“一定要争气，像（向）童第周学习。”而书桌前的墙上则是，“要想取得好成绩，就要多花时间作铺垫”和“人生能有几回搏”。
　　
这一天高萍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5点起床去学校晨读，8点回家吃早饭，10点去学校上课，12点20分回家，3点再去上课，晚上回来的时间是6点。高萍就读学校的葛校长很关注这个特殊的学生，他说，“刚来的时候高萍的英语不好，也不愿意开口说话。”高萍不太同意校长的说法，“地理这样的副课成绩不太好，因为以前在河南家里没学过。”那时，高萍的最大障碍来自环境陌生。
　　
高萍很腼腆，还没说话脸就会红。她说自己现在好多了，在新学校第一次被老师提问时，只回答了一半眼泪就流出来了。
　　
弟弟高山被临近的水牛陈庄的一户人家领养，只有4里之遥，但姐弟俩已经有半年没有见面了。现在的情况是，高山不说姐姐好话，高萍也不叫家里人理弟弟，两个孩子中间有些莫名的芥蒂。高萍说，弟弟“太受钱的诱惑而被人指使”。――在高萍来到新家以前，曾经收到捐助款1700多元，她没有听从弟弟的意见交给“有恩于弟弟的人”，而给了葛玉勤。
　　
就要读高中了，葛玉勤在为高萍的户口想办法，他说，高萍原先就读的学校校长彭晓辉已经帮助办理了相关手续，户口很快就能拿到。令她更骄傲的是，来时体重只有62斤的萍萍，已经接近100斤了。
　　
这里的信息比较闭塞，高萍只知道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郑州大学。但这丝毫没能阻止花季少女的畅想，萍萍把自己更遥远的设计告诉了我，“要做记者。”理由也很实在，“我是经历过苦难的人，想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她的心目中，做记者最重要的是“尽职尽责，用自己的心善待别人”。
　　
这天中午，梁堂村的支书张荣桂也赶来介绍情况，他希望记者能够把当地的特色和政策介绍给别人，希望能有人来这里投资。按照当地“女人不上桌”的老习惯，我们和支书张荣桂喝酒的时候，葛玉勤一直在灶房里没出来。

实录二：

13岁的乔小刚还是个孩子，很多和他有关的决定都不是他能做主的，诸如，管谁叫妈妈，诸如，为什么再换个新家。

尊敬的高奶奶：

我是乔小刚的大姐乔玉，谢谢您给我找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弟弟，几个月过去了，我和弟弟相处得很融洽。他刚来到我们家时学习不是很好，说实话，您收到的成绩单是假的，是我叔和老师商量好的。但在这几个月中，由于他的聪明和我的辅导，小刚成绩突飞猛进，很快跃进了班级第一名、全年级第二名（语文：87，数学：96）。有时日子是清苦点，但母亲视弟弟如同己出。
　　
但是飞来横祸，母亲并非故意的一句话让叔叔听到了。尽管随后母亲就跟叔叔赔不是，但他不听，执意把弟弟拉走，还说要把小刚送走。我弟弟吓坏了，抱着树哭着喊着不走。但叔叔生拉硬拽，树被抓破了皮，弟弟被领走了。我和母亲找过他几回，想领回弟弟，但叔说：“我领回的我养，不用你们操心。”我母亲有哮喘病，常年吃药，这几天她打了十几天的吊针，人也瘦了十几斤。
　　
……
　　
现在弟弟见到妈妈就躲着走，母亲很伤心，为了躲避这一切，我在离家十几里的工厂打工，上的是夜班，正好治疗我的失眠。为了我的母亲，我已放弃我的学业，就让弟弟在叔叔家吧。
　　
我相信，好人一生平安。
　　
乔玉2003年6月2日

村里的邻居详细地介绍了这场变局。
　　
乔小刚是去年12月来到新家的。一天，妈妈把蒸馒头发酵用的“面起子”晒在屋顶后下地干活了，家里的钥匙就留在了小刚手里。没多久，小刚跑到村子里玩，下雨时妈妈急匆匆赶回来收东西，却找不到小刚，心急之下，说了一句“这个祸害”。不巧，被路过的叔叔听到了。
　　
叔叔据此断定，妈妈在家里也不会待小刚好，便执意将小刚领回了自己的家。
　　
此事在村子里也沸沸扬扬，他们都认同：妈妈对小刚很不错，叔叔这样做也出于好心。
　　
赶到小刚的叔叔家时，婶婶正带着小刚和6岁的小妹妹在吃午饭――拌黄瓜、馒头，还有米汤。对于做过假成绩单，小刚有些惭愧，不过他说这一次的第一名绝不含水分。在庄上，小刚几乎没有朋友，在学校常在一起玩的也都是外村的。
　　
对于不久前的变故，我和小刚没有谈及，希望他不要在心底藏下这桩事。和其他5位孩子不同，他自己一路寻到了高耀洁的老家――父母去世后，小刚一个人在家乡靠乞讨和拾荒养活自己，一个烧锅炉的看他太可怜，给他出了车费，从河南来到山东。
　　
叔叔已经办好了二胎的准生证，但究竟是不是再要个孩子，叔叔还没有决定。
　　
领养状况的尴尬――6：164：未知数
　　
支书张荣柱去过河南新蔡县接孩子，为了接到另外两个孩子，他特地和派出所所长打了招呼。尽管如此，也有人说他的闲话，“把孩子卖了。”为此，他记了一个简单的账本，需要说明的时候就拿出来，“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侄子领养，一个在我表侄家，我们去接孩子的时候，在那呆了4天，花了1100元，还给了孩子亲属400元。这些钱都是领养的家庭出的，笔笔都很清楚。”
　　
而13岁的高山在来到山东前，曾到过4个人家，叫过4次爸爸，他们分别在开封经营一家裁缝店，在宁陵卖豆腐脑，中牟县一位派出所副所长和省公安厅一位副处长。中间两位高耀洁都没有同意，怕孩子受气，另两位都在一段时间后把高山送了回来，原因很复杂。
　　
高耀洁说，艾滋遗孤的回家路仍很漫长。
　　
领养遭遇的更大问题是如何保证手续合法，至今国内还没有一个专门组织关心他们的未来，仅凭个人行事不仅难以解决普遍问题且手续繁琐。高耀洁仍很焦虑，她目光所及的孩子们的仇恨令其铭心刻骨，她曾自问，“这些孩子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他们将走向何处？”由于孩子也沾染了“艾滋气息”，孤儿的现状总与歧视、贫困联系在一起。
　　
孩子们读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第十册语文课本，有一篇题目为《一个村庄的故事》的课文：“在一片河坡上，早先有过一个很像样的村庄。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把锋利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就拎起斧头到山坡上去，把树木一棵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不管怎样，河坡上家家户户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然而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8月，……小村庄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向了何处。”
　　
锋利的斧头和靠斧头得到的一切，都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遭遇的现实。
　　
（本文中的艾滋病遗孤均使用化名）

（本文摘自《新民周刊》，作者：李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