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网专讯】（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华磊）1970年初的寒冬季节里，一列长长的绿皮列车在陇海线上向西疾驶。这是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2/53次直快。

这趟新疆之行，我探亲返回克拉玛依油田兼负着一项重任–把大约十岁的表妹，我妻子小舅的孩子，从合肥她“嬢嬢”（我岳母）处带到乌鲁木齐，小舅来车站接她，再带回驻地——兵团农六师。我们从蚌埠上车就没有座位，我把一个旅行袋放在走道里，安顿好她坐在上面，我一路站了一天多，到甘肃天水才坐下，脚已有点肿了。

行前细心的岳母已发电报告知车次。虽然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到达，小舅还是很快找到了我们。四十岁的小舅头已在边陲荒漠戈壁，“开天辟地”工作了十几年，“脱胎换骨”的他戴着棉军帽，身材瘦弱，皮肤粗糙，眼角已现鱼尾纹；但双眸明亮深邃，话语中残留着吴语口音，几句交谈立刻让我感觉到了他儒雅的气质。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与小舅相见，却让我对他多了几分情愫和关注……

当年小舅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上学，学的是经济学。在毕业前的一年，抗美援朝爆发，复旦学子在校长陈望道（曾将英文《共产党宣言》翻译为中文）的号召下，一腔热血，不分年级，踊跃报名参军。复旦大学共有1180名学子参军，身体健康的男生，基本都参军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剥削阶级”出身的。

小舅飞行员体检合格后去了徐州市西北郊的花园村，空军第五航空预备学校，这是后来在天安门受阅的空军部队之一。他母亲和姐姐（我岳母）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曾带着我妻子（尚在童年）前去那里探望。

后来一条规定，“剥削家庭出身的不能当飞行员”，使小舅没过这关，未能赴朝参战，遂被分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后又转辗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农六师。当年新中国多么需要他们这些天之骄子建设国家。妻子的小阿姨（小舅的姐姐）当年也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比小舅高一届，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北京商业部，后派驻香港工作过。真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让小舅他们这批人返回校继续学习？

事过几十年，改开后，复旦才补发了他的大学毕业证，此时小舅已是两鬓斑白。

表妹去新疆后不久，小舅一家人就被下放进了“五七干校”，到农六师的下属单位105团，一呆就是八年。刚开始就住在离团部二十几公里二连的地窝子里，每天出工去田里干活，晚上去礼堂斗私批修，反省一天有没有想念“伟大领袖”。

表妹还记得那段难忘的生活。她回忆道，“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和父亲拉上板车车，带上干粮和西瓜去戈壁滩上拾柴火，放于冬天取暖和做饭用。戈壁滩上的沙枣花香气扑鼻，红柳、梧桐树在秋天色彩斑斓，自然风景真的很美。只可惜生活条件太差，每个月供应百分之九十的玉米面，很少吃到米饭。自己家养点鸡，靠鸡下点蛋给弟弟改善生活。后来我父亲就去负责广播站的工作，再后来去了团部子弟学校当校长。”

“105团只有一条连接各连的土马路，一到下雨天基本无法出行。105团团部离我们下放的连队二连还有二十几公里，都是骑车或者坐别人的马车出门。后来才住上了平房。到了晚上有很多狼出没，记得有一天晚上父母去开会，一只狼拼命打门，我吓得用铁锹把门挺住，大约半小时狼走了，我才吓得从窗户翻出来跑到邻居家。第二天一看门上全是划痕，真的吓个半死。”

“105团又叫枣园农场，因为路边全是种的沙枣树。当时我们连里没有小学，我们每天都会坐别人办事的牛车去上学，没有牛车就自己跑去，一边走一边采着沙枣吃，还觉得很开心。”

【图：青年时代的小舅】

再后来，小舅“回城”到五家渠拖拉机修配厂做了办公室主任。然后回机关一直当教育处处长。一度兵团让他去上海一个外事机构进修，想派他到国外的办事机构工作，因舅妈身体不好，未能成行。

在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日子里，微信上公众号“朱健zhujian”一篇人气过百万的文章《父亲的户口》让我感慨万分：多少人因家庭出身这个无形的枷锁，被打入另册，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主人公几乎有着和小舅一模一样的经历，只是他从事工业：航空预备学校淘汰下来，去了新疆创建钢铁厂，晚年历经周折终于在上海落户，仅100多天后就去世了。

老年的小舅也曾回苏杭一带小住，但已经不适应南方的潮湿，便折返新疆。2004年73岁时中风，从此离不开轮椅。幸亏家人的照料，没受大罪，2017年去世。“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然而，“你挺立在戈壁滩上，将青春的信息，融进雨，抛向风，化作了一座绿城。”

“人生百年，恍如黄粱一梦；韶华白首，不过弹指一挥。”追忆小舅的似水年华，饱经沧桑却随遇而安，正如朱健所感叹的：“那一代人，必定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人，是最无私、最高尚、最大气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