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网专讯】(二十)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对于石井四郎是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他无法想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细菌武器的日本居然会战败。

这个时候，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的命运，包括石井四郎和他手下那一群恶魔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并非不了解“731部队”用活体解剖、人体试验、大规模对无辜平民使用细菌武器等等罪行，但是，这个自称代表人类正义与良知的国家，却为了自己日后可以同样用细菌武器杀害其它同家的无辜平民，与杀人恶魔做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

请看麦克马瑟将军于1947年5月6日给华盛顿的电文：

“若答应以书面保证石井及其协助者免受战犯罪责的起诉，即可获得日本陆军高阶层内部之计划和石井细菌战的全部理论内容，而且此举亦能使石井获得从前部下的全力协助。”

就这样，为了得到石井手里那些通过从无数中国人身体上做实验得到的细菌战技术资料，号称代表人类正义的战胜者与战败者做成了这笔交易，掩护这些人类的恶魔逃脱了历史的惩罚；并且，不久以后，石井四郎和他的同事还作为美军的座上宾，被请到朝鲜战场，帮助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

一个自称最注重人权保护的国家，哪里曾把别人的人权放在眼里？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为害最严重的细菌战罪行就这样被掩盖起来，好象从来没发生过。60年了，世界上念念不忘的只有纳粹对犹太人的杀戮，而那些被以更残忍的手段杀害的中国人却被世界忘却了。

他们才真是白死了。

2002年除夕前一天，我们在上海采访一个有关民间对日索赔法律问题研讨会，在那儿，我第二次遇上了常德的原告代表之一、年过七旬的何老太太，当年，她家6口人在日军传播的鼠疫中丧生。那天晚上，我们紧张地工作了一天，正准备回房休息的时候，看到她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因为认识，我顺便和她打了个招呼，没想到她径直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赵老师，我明天要回去了，可我有几句话憋得难受，想对个人说。”

我把她让进房间。她说，会议上全是专家学者发言，没给她发言机会。我赶快把摄像请进来，对她说：“何大夫，那你就对镜头说吧。”

还没开口，她就浑身剧烈地抖起来。

“60年前，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常德洒下鼠疫，一万多个常德人在瘟疫中丧生，我一家就死了6口。60多年了，为什么没人替我们说句话？这次恐怖分子在美国使用炭疽生物武器，死了4个人，全世界都在声讨，可我们死了一万多，怎么就没人说呢？我们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联合国怎么就不为我们主持公道呢？美国人的命是命，难道我们的命不是命吗？”

她把日本当年的行为和恐怖行动联系起来。说实话，除了恐怖二字，还有什么能更准确地形容当年“731部队”的行为呢？

她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渴望着有人来为中国人主持公道。可是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不为自己主持公道，你的公道还有谁来替你主持呢？

事实上，日军实行细菌战的事实，中国有关方面早就知道。在这次为拍摄查找资料的时候，我才知道，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都为此发表过声明或者颁布过防疫的命令。但是，战争结束后，美国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掩盖事实，受害的中国人自己也不提了。在我们的沉默中，是不是也有某种可怕的对人的生命的漠视？

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近年来逐渐被揭露出来。1997年，一百多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而站在诉讼第一线的，仍然是日本有良知的律师。

经过20几次审理，目前这起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预期今年6月会下判决，面对全世界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日本揭露细菌战真相的呼声，日本法院会下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

在上海，我采访了细菌战日本律师团团长、日本律师协会前会长土屋公献先生。我问他：“日本法院就要对细菌战判决了。在这个时候，你对日本政府有什么期望？”

土屋先生想也没想，这样回答了我：

“我什么期望也没有。如果对政府还有期望就不打这场官司了。事到如今，我们只能期望法官的良心。如果说对日本政府还有什么期望，那就是，一旦法庭做出正确判决，政府就能执行。”

日本法官的良心是清赎历史罪恶的唯一钥匙吗？(续十二)

版权所有，本文由作者授权本报在加拿大独家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