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故宫国宝的传奇命运

编辑发布:jack | 2005-08-17 17:55:30

【星网专讯】【1931年“九.一八”爆发后,故宫国宝的命运牵动人心。国难当头,将如何保证国宝的安全?】

1933年2月5日凌晨,国民政府下令,故宫13427箱计59万件文物分批由木板车经天安门推出,运往上海,拉开了国宝南迁的序幕。后国宝迁存南京。“七.七”事变后行政院决定,存南京的国宝分三路疏散:北路到洛阳、西安(最后落脚四川峨眉县);南路到长沙(最后落脚贵州安顺县);中路到汉口(后又西撤至宜昌、重庆、宜宾,最后落脚乐山)。

在国宝颠沛流离的十几年中,当年到重庆这一站最具传奇性:1938年12月开始,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但存放在重庆的9000多箱国宝却完整无损,成为传奇。重庆人民为国宝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那段历史已过去60多年,存放国宝的仓库如今大多难觅踪影甚至无法考证。当年搬运、看管、守卫国宝的证人大多也已过世,但那段岁月,仍让人难以割舍。

**绝密9338箱国宝入渝

重庆晚报报道说,与一墙之隔的慈云寺相比,位于海狮路2号,如今已废弃的原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南岸分公司仓库显得十分落寂,惟有3米多高的堡坎仍凸显著大气。

“听说抗战时期,这里存放过近4000箱国宝。”住在仓库后门小花园的退休工人杨昌玉提起以前的仓库,语气里有一份自豪。

杨昌玉1955年就在这里当仓库保管员了。她听附近的老人说过,这仓库以前是一个叫安达森的瑞典人的,堆放鬃毛、腊肉等物品。那时重庆水运发达,所以仓库旁边修有绞(缆)车道。每当有货物运到时就顺着绞车道运上来,每个仓库前还有平台供货物从绞车上卸货,因此仓库是成阶梯排列的。“现在仓库太破了,早就没堆东西了。”杨说。

“不止4000箱国宝运过重庆!”说起那段历史,从事文物研究30多年的市博物馆文管处主任胡昌健感慨不已。据介绍,1938年5月22日,历时5个多月迁徙的9338箱国宝由汉口秘密入渝,包括故宫古物馆文物687箱,图书馆1158箱,文献馆1128箱,特字箱11箱,法字箱12箱,颐和园28箱,古物陈列所4732箱,多为字画,是三路文物中数量最大的一批。

“存放国宝的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胡昌健说,最终文物存放在了三处:除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外,川康银行(今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二楼仓库存放了3830箱,第三处则是位于南岸王家沱的吉时洋行仓库。

据胡昌健考证,国宝刚到重庆就出了一次意外,“第一批700多箱文物运抵临江门码头时,搬运工将文物箱子先搬到江边临时租用的一栋简易楼上。因箱子重量大,只听轰的一声,楼板被压垮了,有两个箱子被砸坏。押运员吓得汗都出来了,急忙开箱检查:里面装的两件明代白瓷爵,其中一只白瓷爵被折断一只腿,另一件完好。”

今年91岁的老人杨理陶,当年就住在川康银行附近。老人回忆,他曾看见许多押运员小心翼翼地将一箱箱东西往川康银行搬,“记得那里面还驻有军人。后来才听说,银行仓库里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奇迹国宝躲过大轰炸

60多年过去,像杨理陶这样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大多已经过世,其子女也只有断断续续地从老人的话中了解到那段特殊历史。

安达森洋行仓库后门外,开茶馆的金老板从父辈起就住在这里。他指着仓库高高的围墙说,每当日机轰炸时,安达森就把门口的瑞典国旗升起来,以求安全,“但日机哪里看得见这面小小的旗子呢!”

从1938年12月26日起,在日机对重庆的疯狂轰炸中,到处一片火海。“国宝必须离渝!”胡昌健说。

“其实早在日机轰炸重庆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就在寻找存放国宝的最佳地点。”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唐润民说,重庆是山城,要藏国宝,最好是挖山洞,所以马衡带人在重庆四处寻找挖洞地址,最后选定菜园坝勤德堂旁的山脚。

马立即打报告称,可以请重庆基泰建筑工程公司设计能容纳1.8万箱文物的深洞,这样还能将贵州安顺的文物全部装进。但报告经内政、财政、教育、交通、军政五部联合审查后被否定,原因是菜园坝虽无军事设施,但距珊瑚坝机场太近,易遭轰炸。

“剧烈震动很可能使娇气的国宝受损。且不说容纳1.8万箱,即使减为1.1万箱,这山洞也要挖上一年多,”唐润民说,“战势不等人呀!”因此,马衡只能西出重庆觅地,最终选中了乐山安谷乡的一座寺庙和六座祠堂。

1939年4月,在渝国宝用船运往宜宾,再换船运往乐山。但国宝还没运完,“五三、五四”大轰炸就开始了,“万幸的是文物未被炸!”唐润民说,“行政院命令,必须在三周内将国宝全部运到宜宾!”

“重庆到宜宾长江段水运问题不大,但宜宾到乐山的岷江段必须在涨水前抢运,时间非常急!”今年92岁的原民生公司老人李少亭称,在重庆招的工人随国宝到了宜宾,因放心不下日机轰炸下的老小,嚷着要回家,“后来还是押运士兵威吓,才落实了船只。”

9月中旬,9338箱国宝终于全部运抵乐山安谷乡。

**老虎 在库房边打喷嚏

“1944年南路国宝也来了重庆,”胡昌健说,“但当时战局不容乐观。11月10日,广西桂林陷落。第二天,柳州陷落。接着,日军进攻贵州。12月5日,独山战局吃紧。必须在日军打进贵阳之前将南路文物运往重庆。这批国宝由15辆军车运送,共计83箱。”

“当年我接到命令,带领一个排的士兵保护国宝。”曾任警卫排排长的宋子敬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他在存放国宝的巴县一品场石油沟守卫了一年多。石油沟面临箭滩河,河对面是飞仙岩和老鹰岩,河上有一座由数根输油钢管铺成的便桥,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大桥”。当年存放国宝的石油沟,如今已成了庄稼地。

“我们在库房周围设岗,昼夜守卫,深怕有什么闪失,”宋子敬回忆,存放国宝的仓库是石油队留下的一排空房子,门前有一条简易公路。为防文物受潮,在晴朗的天气,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时常将部分文物拿出来“透透气”。

“那时,老虎经常卧在窗户外,抓耳朵、打喷嚏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据宋称,当时的一品场人迹罕至,猿啼豹啸,老虎常常游水过河来。这时,武装站岗的人员也会隐蔽起来,免得被老虎误伤。

**车祸顶级石鼓安然无恙

“故宫国宝在重庆停留的最后地点,是如今的南岸海棠溪向家坡。”胡昌健说,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颠沛流离的国宝也将运回北平。但巴蜀地僻山险,又无铁路,只有先从重庆乘船到南京,再从南京转运回北平。因此,首先要把在巴县、峨眉、乐山三处的文物共计13427箱集中到重庆,暂存于原国民政府经济部贸易委员会驻地向家坡。

1947年5月底,重庆的国宝复迁开始。首先要解决的是十个庞然大物--被称为“宝中之宝”的十个秦国石鼓的运送。这是春秋战国时的文物,唐代在宝鸡被发现,每个重1000多公斤。因为太重,在码头跳板上货卸货十分困难,所以决定陆运。

虽然唐润民没有亲身经历护送石鼓的过程,但一路上险象环生的记载仍让他捏了一把汗。唐听说,石鼓装车完毕,车队经江津广兴乡时,其中一辆车不小心撞上一棵树。工作人员急忙下车检查,幸好石鼓包得严严实实,才未损坏。车队继续前进,经綦江、三江镇东折南川,再经武隆、彭水、黔江……但离开黔江不久,又出现了惊人一幕:一辆车下坡时,为避让一辆上坡车翻下坡去。车摔坏了,但石鼓仍安然无恙!

存于向家坡的全部文物,在石鼓离开重庆十几天后,也陆续在海棠溪码头上船运至储奇门,再转大船顺江东下。第一批文物从向家坡出发后,又遭遇一番有惊无险的经历:一辆卡车在下坡转弯处翻车,所幸箱内全是书,无事。

至1947年11月26日,国宝全部完整东下,使其在重庆的岁月画上了圆满句号。
胡昌健说,全部文物集中到南京后半年,国内局势发生巨变,蒋家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中。国民政府开始执行国宝赴台计划,于1948年底和1949年初将2972箱23万件文物分批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剩下的1万多箱文物,解放后大部分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少部分存南京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