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网专讯】时针指向午夜，录音室里灯火辉煌。电视片《三峡传说》的编剧兼导演马靖华焦燥的踱来踱去：这难道是离别故乡的感情吗？太激烈了。我需要的是轻柔、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这个片子情愿不播出，我也决不迁就音乐!

作曲家张丕基，一副毫不妥协的神情：“我情愿不要音乐，也决不修改!”这是艺术问题的争吵，互不相让，火气冲天，复杂又单纯。如果没人来打破僵局，看样子得吵到大天亮。双方把求援的目光投向李谷一的身上。

李谷一刚刚唱完这首歌，单就个人的情趣来说，她喜欢它，因为它容纳发丰富的声乐技巧，感情庄严，曲调高亢，为演唱者展开广阔的音域，适合她的胃口。但她凭直觉感到，这首歌很难在群众当中流行。因为除去她和某些专业演员，别人谁也唱不了。这不能不算做一点遗憾，导演人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她向作曲家说：“老张，再写一个吧。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我保证给你唱好。”

编导和作曲家达成协议：由编导改写歌词，作曲家重新谱曲。

李谷一返回中央乐团住处。马靖华留在办公室赶写歌词。张丕基回家休息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辛苦的夜晚，短暂的宁静，这就是后来音乐界、评论界、观众中一场轩然大波的序幕。

有人说李谷一不唱《乡恋》是不是更好？或者，《乡恋》的第一稿不做修改，原样播出，是不是就能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躲过一违场灾祸？

――不见得。

在歌坛中，很少有人象她那样引起众多的争议，也很少有人象她那样曲折的艺术经历。她生长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十五岁考进湖南艺术学院学舞蹈。她在舞蹈系学习了两年，又不久被花鼓戏剧团招聘为演员，打下民族戏曲的功底。在中南地区会演时，由她临阵顶替《补锅》主要角色，一鸣惊人。

后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被撤销，李谷一下放到湖南湘西瑶族自治区，从一位小家碧玉成为以挣工分为生的农民。坚苦的生活环境，劳累的身体负荷，特别是长期餐不裹腹的时日，使她脱形而黝黑。这是她第一次经受生活的磨难，第一次感受人生的重压。

她还唱过民歌，唱过京剧，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学习西洋发声技技巧，十年寒窗，磨砺精深，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中央乐团的一位同志说，“她很会唱歌，很会表演，行腔咬字清楚，高音明亮结实，台风很可爱，一举一动都恰到好处，这各她从小学习戏曲、舞蹈有关系。她的声域宽，上得去，下得来，真声假声连接自然，流畅贯通，嗓子甜，有才华，音乐感很强。真是难得的人才……”

一个人倘若出了名，她所得到的赞扬和非议历来成正比。三年前，当她在首都舞台上初露头脚时并没有听到什么争议。她用浓郁的民歌情调演唱的《夫妻识字》，使老一辈闻到陕北高原的气息，唤起温暖的回忆。

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关心她，期待她，注视她的发展，有人希望她永远象可爱的延安小妞那样，有人盼望她冲破一切羁绊，也有人要求她走严肃音乐的传统之路。而她就是她，众口难调，每迈出一步，就失掉一部分听众，也赢得一部分听众。

当她唱到《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时，有人就发出煞车的信号――“到此为止”。当她唱到《小花》的插曲时，有人几乎不能容忍了。总之，她自觉又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艺术的、政治的、社会的旋涡，在演唱《乡恋》之前，围绕她的“倾向”问题酝酿着争论，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次日清早，作曲家张丕基还在酣沉的梦中，有人来敲门。睁眼一看，小女儿把一张纸放在床前。他匆匆浏览一遍，这是《乡恋》歌词的修改稿，写得很顺，便依在床头轻声地哼吟。他好象被施了魔法似的，从心中流淌出来松驰的、平易的、低回的旋律。八点钟，他准时来到办公室上班，半小时后谱好《乡恋》的第二稿。

编剧惊异地说：“呵，这么快！”

作曲家说：“词顺就谱得快。”

两人相视而笑，昨夜的一场争论已经释然。这天大雪纷飞，他们当即派人前往中央乐团，把词谱送到李谷一的手里。

晚上，中央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当弦乐器和电吉它奏出过门的一刻，人们都屏住呼吸。这支歌将引起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谁也没有去预测。人们担心的是，李谷一接到词谱只有一天多的时间，毕竟太仓促了。她能够表达导演和作曲家所期待的要求吗？

她唱了。编剧和导演所规定的情景，作曲家所描绘的意境，唱得比想象中的更好：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重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这是一首面对着绮丽的三峡风光倾诉乡思离愁的抒情歌曲。姑且不去评价它在艺术上的高低、演唱方法的优劣，只说说录音室里的气氛。这是一首表达个人情绪的小品，如同悲欢离合构成了唐诗宋词中百读不厌的题材，最容易牵动人之常情，这首歌也出发埋藏在李谷一心中的感受。

她唱得真挚、凄婉、平白如话，如泣如诉，忧中怀有美好的憧憬。唱到动情之处，两颗晶莹的泪花夺眶而出。在场的导演、编辑、作曲家和技术人员傻傻地听着，如醉如痴，陶然忘机，在每个人的心中勾起一段往事的回忆。乐曲结束时，导演竟然忘记发出指令，去关掉录音机的按钮。

“刚才你哭了！”作曲家对李谷一说。

她揩去了泪痕：“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

时值新年前夕，李谷一回到中央乐团后一片忙碌。联欢会、茶话会、演唱会……累得喘不过气来。《乡恋》一事，早忘在了脑后。在她的节目单上，《乡恋》只是即兴小品，唱过去就算了，并没有打算把它保留下来。如果不是一点火星引爆了一场争论，也许，命中注定它将是无声无息的。

1981年二月，《北京音乐报》率先对《乡恋》发起讨论。随后，读者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展开热烈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这首歌是“灰暗、颓废的”，“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有人认为是“明朗、健康的”，“优美动人的佳作”。有人认为它是“毫无价值地模仿外来的流行歌曲和香港歌星的唱法”，有人认为“要允许模仿，学习的法则就是从模仿别人开始进而创新”。有人认为西方和港澳的流行音乐甚至包括轻音乐在内，“多数是同那里的咖啡馆、酒吧间、跳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密切相连的”，有人认为流行歌曲也有最为可贵的一点――“易记易唱，未必没有存在的价值”。还有人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打击乐器的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翻阅这些争论文章，令人惊异的是，对于同一首歌曲在听众当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理解和反映，甚至对歌词含义的理解都相去甚远。

有人认为歌词中的“你”指的是情人，因此断定这是消极的情歌，有人认为作者把家乡比做爱人，感情真挚而朴实。有人认为歌词中的“我”系指王昭君，让古代的王昭君唱今日的流行歌曲，与人物的身份不符；也有人认为“我”就是“我”，作者与演唱者的第一人称，跟王昭君毫无关系……

叽叽喳喳的、七嘴八舌的、甚至立论和命题都缺乏同一性的争执，展现了文艺界清新的气象――搞“一言堂”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这时的李谷一在做什么？她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自从中央乐团部分地实行经济核算制度以后，浩繁的、沉重的演出任务加在她的身上，加在全体演员、职员的身上。而她所在的综合乐队更是负重如山。她已经累得两次声带出血了。

第一次是在1979年的一场内部演出之后。但在过去的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休息和恢复。1980年她为十部电影片、电视片配置插曲，仅这一项就为乐团挣得好几千元的收入，她付出的代价是声带再一次受伤。

1981年三月，李谷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实践中探索》，是答谢，也是答辩，说清了一些问题，另一些问题则说不清。她对演唱中运用轻声和气声的处理而引起的不同看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轻声和气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中国戏曲、民歌的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

至此，围绕《乡恋》问题的争论基本上是限于艺术范畴。但在善良平和的争论声中，有人奏起尖锐的音符，对艺术家进行难堪的人身攻击，把李谷一比做“酒吧歌女”，说她“格调低下”，“对观众的庸俗趣味曲意逢迎”，这些同志是以维护民族风化、抵御西方侵蚀为己任的，但是他们针对一个女歌唱家使用的挖苦性语言，在西方的文艺评论中也不多见。

还有的同志把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喇叭裤、港式头与音乐牵连在一起，甚至把艺术问题和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混为一谈。进而有人疾呼：“亡国之音唱不得！”于是，艺术问题化为政治问题，过分夸大音乐的社会功能，而社会主义江山在批评家的笔下被描绘得多么脆弱！

四月，李谷一正在南方巡回演出的途中，接到召开音乐座谈会的通知，从上海坐飞机赶回北京。会上，音乐界一位负责人点名提到《乡恋》，其它从事轻音乐创作的同志也人人自危。

李谷一的性格是泼辣的，她象诉说委屈的孩子，情绪激动：“说我拼命地学港台歌星，我怎么学呢？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九块五，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忙得又没有时间，拿什么去学！我在《乡恋》中主要用的是轻声，不是气声，能不能搞清楚了再批！我在《绒花》中用了轻声和气声，……说我是黄色歌女，我的歌黄在哪里？表达人民的爱憎，这就是我歌唱的灵魂！我今后倒要好好研究外来的音乐，我要买一台录音机，搞声乐的人能不研究吗？提起来都脸红……”

李谷一是坚强的。音乐座谈会散了，与《乡恋》有关的人员仍然背着卸不掉的包袱，李谷一匆匆离开北京，继续去南方演出。1981年上半年她总共演出二百多场次了，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她拿起扫帚清扫宿舍，忽然打了一个喷嚏，试了试嗓子，竟然沙哑失声，一个音也说不出来了。经过医生诊断，血管破裂，鲜血外溢，染红了整个声带。

这是她第三次出血。

养病期间她的心情是焦急的、烦闷的。她是为声乐艺术、为广大群众、也为她所在的乐团而效力泣血的。有人曾开玩笑地说她是团里的“摇钱树”，她的确尽力支持领导的工作。而她得到什么呢？她的手里保存着一封信，那是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几个月前写的，《乡恋》受到公开批判以后，经过别人交到她的手中。这封信对她的艺术倾向给予否定，指出她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否则只有到适合的土壤去发展――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干涉，象是最后通牒，也象逐客令！

这封信，与多次要她投入繁重演出的指令，出自同一位领导同志之手，未免不近情理。鞭笞一个演员的心灵，同时要求她发出优美动听的歌声，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辛酸和刑罚呵！

和这封信形成对照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的信。就《乡恋》一事，她收到上千封来信，其中九百九十几封都对她表示热切的同情和支持。

自从李谷一被点了名，一时成为人们口头流传的新闻人物。在当今生活中人们普遍奉行一条准则――从道义上同情弱者。人们在剧场里，在电视旁，关切地注视着她的举手投足、微末细节，神经变得极为敏感。人们关注的是她在压力面前是不是有所畏缩？

当中央乐团来到上海演出时，深夜两点就有人冒雨排队买票。一万八千人的体育馆，全场爆满。李谷一几次谢幕，几次返场。最后一个节目报出《乡恋》时，看台上掌声雷动。唱完后群众的情绪达到沸点，仍不放她走。结果，这个声乐演员不得不借鉴运动员的仪式，在体育馆绕场一周，向观众招手告别……

音乐界有的领导同志惊叹：《乡恋》不能再演下去了，因为这当中派生了其它因素！

李谷一在天津体育馆演出时，原订的节目单上没有《乡恋》。观众高喊：“《乡恋》！《乡恋》！”呼声潮起潮伏。乐队奏出了过门，李谷一开口演唱了，但是，观众的兴趣所在并不完全是欣赏艺术，全场和着音乐的节拍齐声鼓掌，直至曲终。他们的掌声是对李谷一的支持，也是对那些横加干涉艺术的做法的抗议！

生活在变迁，艺术在发展，观众的心理在转移。用音符去体现政策，用旋律去区分路线，用节奏去转变立场，有人试图这样做过，但收效甚微。那些为“四人帮”而高呼“就是好！就是好！“的乐章，从内容到形式都被群众抛弃了。人们在饱受十年噪音的折磨之后，神经需要松弛。对流行歌曲和轻音乐所表现出的过于热衷，是对十年浩劫的惩罚。当然，对她的实践需要加以引导，广大听众的艺术修养有待进一步提高，而音乐界的领导也有改善的必要。文艺界也应吸取“沉船“事件的教训，人才的价值决不低于物质的价值。

（理由、邓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