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嘉之乱，中原汉族南下江南

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

这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次移民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

二、安史之乱，汉民南下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中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三、靖康之耻，宋室南迁

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关于这次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

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

元朝时期，黄河有20多年处于决口状态，中下游大片土地沦为沼泽。老百姓无处安生，村舍变为废墟，良田淤成沙滩。其次，战乱不断。元末农民战争（1351—1367年）人口大量死亡。作为主战场的黄河下游、黄淮平原一带，几乎成为无人区。明王朝建立后，不得不迁外地之民耕种无主之地。

相反，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易守难攻，没有受到战火的洗礼。再加上当时的山西，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国总人口近6000万，而山西人口却超过了400万，为移民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客观的可行性。

当时，移民是很惨烈的。统治者定下规矩：“凡五口之家迁二，六口之家迁三,七口之家迁四,八口之家迁五,有丁无地之家全迁。”这一强制政策给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制造了一幕幕生离死别。相传，当时移民的中转站就设在山西洪桐县的大槐树下，很多人的家谱就是从大槐树记起。

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的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近代的“下南洋”，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到现在，大槐树的后人已经是遍布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经过了600多年的开支散叶，今天，自称祖辈是来自山西洪桐的炎黄子孙超过2亿，包括500多个姓氏，遍及全世界。

五、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湖广泛指当时的湖广省，即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根据各类考证表明，江西、福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据《四川通志》:“ 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六、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

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

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七、走西口

走西口大致始于明代中期，截止时间约在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八、闯关东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

19世纪后期，俄国和日本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农民移入东北，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同时曾发生了光绪3年、民国18年、民国31年三次大灾荒，内地居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逃荒到东北，以投靠亲友，并可开种荒地。1923－1930年间移入东北达300万人，1937年一年就达到70万人。可以说，今天东北超过8成人的祖先，都是那个时期的移民。

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

九、抗日战争时期中原儿女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死亡89万余人。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饿殍载道，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

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

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即使到现在，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城镇，河南人都占了很大比例。著名作家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全面记录了河南人的逃亡苦难史。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政府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及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

建国后，还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主要包括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除转业官兵之外，还吸纳了许多知识青年和农民等。三线建设，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和出国潮。如深圳，1000多万人，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大批人出国求学、务工、经商，估计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华人社区；近几十年来，已经在国外定居的，估计也有几百万人的。（文/水煮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