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童年(1)

编辑发布:jack | 2005-03-15 20:51:03

【星网专讯】作者:和菜头

中国人谈自己,不可能避免谈到自己的家族。我的家族一直居住在云南怒江的双柏地方,祖宅位于半山腰上,山下是怒江,对门是碧落雪山。双柏是个艰于生计的地方,山腰以下属于白族人,山腰到雪线是傈僳人的地盘,而怒族人生活在雪线以上,据说裹着羊皮毡就能在雪地里赤足睡上一整夜。

和是我的族姓,在双柏只有我一家姓和,是白族而非纳西人。白族分为三支,其中最著名也最发达的是大理的民家,另外两支都在怒江地区。一支叫勒墨,一支叫那马。我们家属于白族的勒墨家支。有人根据我们家的姓氏,推断我们家是纳西木氏的逃奴。白族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家谱,不知道过去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家族的记忆最远能追溯到我高祖,他生平只有三大爱好:喝酒、抽叶子烟、吃大肥肉。此公经常暴跳如雷,老年之时儿子稍拂其意,必然绑在家门口的大树上,亲自动手用马鞭抽打。但是他活到了九十多岁,因此我们家的人对于医生的建议从来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而且,暴躁的脾气一脉相承到了我祖父、我父亲和我身上。

我祖父是我高祖的三子,以赶马为生,来往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由于马帮收入不稳定,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由我祖母种地抚养成人。我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二,是家中生性最顽劣的人。在他考取了高中以后,祖母一度因为家中贫穷不想让他继续念书,觉得念到高中已经足够。我祖父劝她说:“你不要只看见脚板底下的霜,却看不见对面碧落雪山上的雪。”于是我父亲一路读了下去,最终考上了云南大学物理系,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家里请了巫师。那人说父亲“要远离开祖先的宅居地”。祖母听了非常忧虑,巫师解释说可能是要出门经商或者当兵一类的事情。父亲修完核物理专业以后报名参了军,送到北京集训半年,然后就被派遣到了新疆的核实验基地。那基地早已于80年代废弃,所以现在说说也无妨。从乌鲁木齐西去 100多公里,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叫乌什塔拉,四面环山,中间穿过一条孔雀河的支流,永红基地就在那里。

基地男多女少,父亲已经34岁,但是坚持要回云南找老婆。他在昆明的大学同学介绍了我母亲给他,那时候军人很吃香,两人很快完婚。然后我父亲就返回了基地,从此开始了两人近20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结婚后很多年里,我父母因为没有生育而烦恼,一直到我父亲39岁上终于有了我,一时大快人心。因为是医学奇迹,关键是要成果,所以我造型很是丑陋,不能与3年后精雕细刻的妹妹相比。很多朋友见了我以后再看我妹妹,惊为天人。

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曾经带着我和父亲回过一次老家,那是我到现在唯一一次回乡。我出生在母亲的老家,由于父亲远在新疆,所以母亲只能回到娘家寻求照顾。那地方也在云南,以生产铜矿而著名,叫做东川。出世是在早晨7点的样子,下了一阵雨,顺产。由于母亲是家里第七个孩子,没有什么带孩子的经验,所以母亲带我并不得法,因为疼爱我经常重重包裹。而且,那时候一周工作六天,周日还要半天政治学习,我得到的照顾并不周全,开始生病。

父亲中年得子,自然宝贝得不得了。一岁时回家省亲,见我诸病缠身,“咳嗽得跟个小老头一样”,就决定他亲自带我。走的那夜,据说我拍着火车车窗玻璃大喊“妈妈!妈妈!”,竟然将我母亲的心脏生生拍碎,多年后她得了心脏病,说是就是在那时落下的病根。成年以后,母亲说到那一夜都会落泪。

于是,我在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去了新疆。从上火车开始,我就被扒了个精光,开始了我近十年的放养生涯。到了永红基地,我和父亲住在一起,楼道就是我的天堂。我们那一层就两个身上有香味的阿姨,我经常一头撞进她们怀里,就可以骗到大白兔奶糖吃。为了补充营养,父亲每晚要给我用电炉开小灶吃。大家都用电炉,宿舍楼也就经常断电。一次,在漆黑一团里大家修保险丝,有叔叔气愤地问道:“谁家用电炉了?“我奶声奶气地立即回答:“我们家!”当即就挨了我父亲一耳光,想来那是我人生的第一课。

新疆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四季分明。我记得基地澡堂在河对岸,夏天里每次洗澡需要从大石头上跳跃而过。等到开春的时候,河里有巨大的冰块飘下,我们就站在冰上,用竹竿划到对岸去,然后再把竹竿扔回去。当时从来没有觉得危险,至少我父亲是那么觉得的,而我只觉得有趣。有一次回家,我父亲得意地谈及打狼和黄羊的故事。说是怕我被狼给吃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块巨大的圆石顶端,狼绝对爬不上去。我就乖乖地坐在那里,看他们在下面提了枪四处杀戮—我父亲小时候是猎手,追踪术和枪法一流,当时广受群众欢迎。我母亲反问:那么孩子爬了掉下来呢?我父亲当时瞠目结舌。

我们当时每隔一年回一次昆明,由于路费很高,需要借钱回去。第二年全年还钱,第三年借钱再上路。我被托付给了无数士兵,在车站,在售票处,在汽车站。父亲是军官,四个兜,背着个孩子相当显眼。士兵一见四个兜,都会敬礼,然后就把我接过去。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永红就没有车了,每次我都被托付给兵站运煤的士兵,请他们把我带到永红去,居然没有一次弄丢。记得我三岁那年,汽车兵带着我到了永红,问我住在哪里?我记得两点:一、家门口有个大烟囱。二、烟囱前面的地上有个坑,养了几只小白兔。士兵带我找到了烟囱,我下车检查,发觉地上没有兔子,于是就摇头说不是我家。兜了几个圈子,才终于找见父亲。由此可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个理科生的严谨治学精神。

父亲的工作经常需要出差,而我没有脚踏车坚决不出门。所以,在北京、在武汉、在上海,经常能够看见我父亲背着我,脖子上一边挂一辆童车,一边挂一个煤油炉。武汉是我童年去过最多的地方,而渡口是我最爱。每次到了那里,我都要求自己把那个塑料币投进巨大的木箱里,且乐此不疲。喜欢武汉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到武汉的时候往往很夜了,投宿时敲门,只要喊一声“我们从新疆来”,旅馆服务员会立即起身,非常之热情地接待我们。据说,那时候有很多武汉知青在新疆,武汉人对新疆来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关切之情,更何况看见我和我父亲的造型。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全国呆过不下三十家托儿所和幼儿园。最惯见的场景就是挥别刚认识一周的小朋友,在父亲怀里扭过头去,看着我的那些小朋友们在铁门背后朝我挥手,喊着:“菜头,再见!”再见!菜头!在北京。再见!菜头!在大武汉,再见!菜头!在上海。再见!菜头!在西安。再见!菜头!在昆明。

到了1980年,父亲在部队服役已经超过十年。在回昆明省亲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听说驻云南寻甸大石洞的24基地需要人,于是就找上门去,要求调动。事情出奇地顺利,按照我妈的话来说,“连一分钱的礼都没送”,父亲就顺顺利利地调回了云南。记得离开永红基地是在夜里,我坐在高高的行李包上,等待军车来接我们。从很远处有两道雪白的灯柱转过来,人群挤挤挨挨地把我们往车门送。很多叔叔阿姨都落泪了,因为父亲能够回家的缘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永红结婚生子,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离开。看见战友离开,想着自己将在戈壁深处继续留下去,想来滋味一定不那么好受。

我很想再看一眼基地的红山,那是永红基地的标志。永红基地的人永远不自称是永红人,而是会说我们是红山的。我很想再去爬一次基地的小白楼,俄式的四方建筑,父亲就在那里工作。曾经在小白楼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核弹爆炸。那天父亲如风一般冲进了幼儿园,一把抄起我就走,说是“看原子弹去”。小白楼上站满了人,都冲一个方向翘首以待。一会在山峰之间看见巨大的黑云升起,四周掌声如雷。再过一会,冲击波到了,窗玻璃剧烈颤抖,我在一边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我还想去看看我的小学,就在小河对岸,在澡堂旁边。父亲每次洗澡的时候都指着那里告诉我说,等我六岁时就送我去哪里读书。

在车上,我问父亲,那我现在去哪里上小学呢?父亲摸着我的头,什么话都不说。我又问父亲,我们还会回来吗?他还是不发一言。军车在夜里向前进发,窗外只有荒凉的戈壁,长满了枯黄的骆驼刺。这一幕荒凉的景象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是因为景色的缘故,还是那一晚军车上异样的沉默。

大石洞距离昆明83公里,隐藏在一个山谷里。从公路上转进去,边上是一条河。走过约2公里就豁然开朗,整个基地在公路下徐徐展开。后来看《桃花源记》,觉得那就是大石洞。父亲分到了一间教研室下的宿舍,开了门,地上落了很多灰。我如同一条小狗一样跟在他后面跑出跑进,看他拖地,看他在床上铺报纸,安顿一切。我们这就算是到家了。

第二天,我被送进了幼儿园。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坐成一个圈子。就在那时,我突然发觉全班就我的鞋最破最脏。于是,我用力把脚往小板凳下塞,塞,塞,想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他们看到。那天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满心就想着我的那双鞋。周日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双新军用胶鞋,我的心情才终于好起来。

很快的,我适应了在那里的生活。而且由于过于活跃,令老师屡次找我父亲投诉,这样一来就使我更加不愿意呆在幼儿园。基地很小,但是父亲把我办了全托。有一天晚上出来散步,我看见父亲和另外一个军人走在路上,就挣脱老师,疯了一样叫着“爸爸”奔过去,求他带我回家一晚。如今想起来觉得那是件很神的事情—父子都在巴掌的大小小基地里,但是我居然要和父亲路上邂逅才能回自己家一次。

(未完待续)

(作者:和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