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不幸的职业:平均寿命仅三十九岁

发布者:炸酱面 | 2014-10-18 07:38:25 | 来源:倍可亲

【星网专讯】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

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岁多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五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三十五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出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除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五十七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五十七减去三十九,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十八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四十四岁多。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四十二岁多。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四十岁。其中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几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书不胜书。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

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召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party。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杀掉,毫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叫宫女们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裸体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

前废帝如此,后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都大门紧闭,道路绝迹。他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违逆,就施以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这些行为无疑不能用“纨绔”定义,这两个人所患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 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意思是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病状则是病理性激情。他怀疑其宠妃薛氏与大臣私通,亲自砍下薛氏的头,将之藏在怀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头放在盘子里,在座众人大惊失色。他叫人取来薛氏的遗体,当众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边弹奏,边饮酒,边哭泣,叹息“佳人难再得”,伤痛不已。最后,他披头散发,哭着将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嫔妃之礼。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滥杀功臣,嘉靖皇帝的偏执,天启皇帝的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职位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源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们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测、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如果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帝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明太祖御制全集》)。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们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们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更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以为天下众人之表率,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建立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被规定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生活。清代祖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文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梳洗已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2点30分到5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7点到9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则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至难至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