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网专讯】中新社记者 郭佳/东西方交流深广绵长。近现代西方文明深刻影响了东方文明，而除“四大发明”之外，中国在器物和文化层面，或者直接参与西方文明演进，或者间接影响西方历史进程，其中波折不少，但知者不多。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綦天柱，多年来将东方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坐标系内进行深入研究。近日，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析东西文明交流如何跨越文化鸿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长期以来，人们对东方历史的认识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在对历史进程动力的认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那么东西文明交流过程中，东方文明影响几何？

綦天柱：相信大家都熟知明代的“西学东渐”，但严格意义上，明代西方输入中国的成功案例只有白银，当时全球近半产量流入中国。海量白银换走海量中国产品，让中国成为婴儿期经济全球化一极，为张居正改革和白银货币化奠定基础，对后世影响深远。与之相比，同期输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科学与宗教则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而在中西交流史上，“东学西渐”才是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直到晚清这一趋势才被逆转。当时的中国，有千年积累的发明创造，无可替代的丝织茶瓷，海量人口的产能和市场，砥砺成熟的考试选拔制度，人伦导向的宗教宽容，这些都是当时的西方欠缺甚至亟需之物。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将这些先进文明传回西方，深刻影响了欧洲，尤其是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

当时“东学西渐”可谓全方位：文学艺术，歌剧《图兰朵》中国公主形象已成世界经典，剧作《中国孤儿》是永载史册的启蒙运动重要著作；发明创造，升降舵、水密舱助力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农政全书》促进了欧洲农业发展；流行时尚，中国的丝绸、陶瓷、漆器、壁纸等长期占据西方上流社会的舞台；建筑技艺，斯德哥尔摩的“中国宫”，波兹坦的“中国茶楼”，慕尼黑的“中国塔”，甚至凡尔赛宫，都有中国园林的影响；制度建设，中国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启发了西方延续至今的文官制度。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文明输出和影响，大多是被动的，甚至有消极的成分。而中国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与社会变革虽在幼年期，却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渐掌握了东西方文明沟通与交流的主导权。

中新社记者：在东西文明交流过程中，两种文明在互相接纳、融合方面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波折？在这方面，东西方表现有何异同？

綦天柱：我讲两个事例。一个关于茶叶，一个关于防疫。

1607年，荷兰人开启了欧洲进口中国茶叶的先河。不过，英国政府对茶叶课以重税，导致只有上流社会才能喝得起茶。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左右了社会风尚，茶叶需求剧增，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进口中国茶叶。

很多人不知道，茶叶和工业革命颇有渊源。古代欧洲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且环境卫生堪忧。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大量集聚到城市，快要到达工业革命临界点的时候，往往就会因为排泄物污染水源而导致疫病，人口死亡和流散随之而来，待污染缓解，一切重启。

为利于长期保存，中国销往欧洲的多为经过充分发酵的红茶，而红茶必须用开水冲泡，无形中消灭了一些重大致病源，对英国工业革命人口积累突破临界点起到了促进作用。茶叶在英国普及的过程，基本上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重合，这并非偶然。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神秘的“人痘”种植。天花病毒自然死亡率曾高达30%以上，接种人痘是有效的免疫手段。当时中国从痘衣、旱苗、水苗到熟苗，种痘技术一直领先全球，但敞开胸襟，并未搞技术封锁。

著名的英国驻奥斯曼大使夫人玛丽·蒙塔古，胞弟死于天花，接着自己染疾，掉了睫毛，留了痘疤。她的家庭医生对此束手无策。在伊斯坦布尔，她接触到来自中国的人痘接种技术，大为折服，旋即决定为自己的孩子接种人痘。如同一切文明文化交流一样，阻力如影随形——夫人的决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甚至包括她信任的家庭牧师。

1718年，蒙塔古终于说服到访的英国医生梅特兰，为自己6岁的儿子接种人痘并获得成功。1719年回到英国之后，她大力推动人痘种植，但劳而无功。直到1721年英国天花大流行，蒙塔古夫人又为自己的女儿做了人痘接种并取得成功。次年，英国有皇室成员开始接种人痘，在英国推动人痘种植才出现转机。

1796年，英国人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极大程度上克服了人痘技术的短板。值得一提的是，他儿时接种过人痘。牛痘技术发明之后短短9年就被引入中国。起初因与传统中医理论格格不入而受到抵制，但中国人将实用主义与变通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时人一方面通过《引痘略》等著作争取士人阶层的支持，一方面创造性地借用胎毒的概念阐释牛痘相关概念，并将“种痘部位”定义为穴位，规定种痘需要“男左女右”，民众接受度大为提高。随后，全国各地大量设立“种痘局”推广牛痘。

从17世纪到19世纪，茶叶用了200年惠及英伦欧陆；从东方到西方，种痘技术从中国出发，又从英国反哺，其间波折与碰撞，虽非应然，几为必然。同处命运共同体内，恶意、诋毁、排斥既能害人，更能害己；认同、欣赏、善用，确保的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

中新社记者：当前，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许多人再次陷入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宿命论悲观情绪中。如您所述，东西方文明在交流中，确实存在一些困难，那么该如何跨过这种鸿沟呢？

綦天柱：我觉得要用显微镜观察波折与问题，以应当前；更要用望远镜看清主流与趋势，以谋长远。

谈到交流，中华文明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质：首先是器物导向。中国对文化或者制度层面输出不感兴趣，比如郑和下西洋，带出去琳琅满目的物品，带回来各类贡品，如长颈鹿之类。即便这方面有所输出均属被动，比如日本模仿大唐。这和历史上众多“一手持经，一手持剑”的强势文明迥然不同。

其次是“神”的模糊甚至缺位。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融合“血缘宗法”和“巫史传统”，用“祖先崇拜”淡化甚至架空“神崇拜”，导致“神”相对模糊甚至缺位。正因为缺乏内置的宗教属性，中国人能够宽容对待各种宗教。从国家层面看，无论对内对外，中国几乎没打过值得一提的宗教战争。

比较而言，这两个内置文化基因，第一个让我们不具有侵略性；第二个让我们具有兼容性。此二者不啻是我们千年累积的文化特质和优势，是摩擦的最佳润滑剂。

从古到今，中国产品对世界举足轻重。贸易摩擦似乎不可避免，但并非无解。前边提过的茶叶，先是中国主导，后来茶种外流，印度和肯尼亚随之崛起，而今中国仍是茶叶第一大生产国，但世界茶叶的生产和销售可谓百花齐放。众多类似范例表明，任何国家、任何产业，都不能妄自尊大，也无须妄自菲薄。

历史反复证明：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交流，绝非坦途，但必为大道；互惠与互利，虽有波折，终是主流。(完)

受访者简介：

綦天柱，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长期深耕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领域，专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承与发展，在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设“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系列课程。近年出版专著4部，译著5部，主持省级科研课题4项，获省级科研一等奖，论文《基督教文化在明清的境遇及文化的相互影响》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