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9月初，普希金离开莫斯科前往波尔金诺料理叔父的后事，那里是他父亲的领地，有一座属于家族的庄园。此时，其所在的下诺夫哥罗德地区已经流行起霍乱，这是一种与鼠疫一样凶险的病毒，从欧洲一路弥漫而来。路客和商人开始纷纷逃离，此时的普希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逆行者。

曾有人劝他尽快离开这里返回莫斯科，然而，几个月来与未婚妻家人因为婚事产生的交恶和龃龉，已使他身心疲惫，他几乎是以逃离的姿态奔向疫区，如同明知未来的婚姻不值得过分期待，而仍然飞蛾扑火一般，毅然决然。虽然波尔金诺是个贫穷甚至有些丑陋的村庄，但和想起来就令人厌烦的莫斯科相比，反让普希金感到了心情的松弛和愉快。他需要这浓云散乱的天空，广袤辽阔的视野和寂寞安静的环境。

▍普希金

不久，霍乱疫情便蔓延至莫斯科，普希金收到了未婚妻冈察洛娃的信，催促他尽快返回。而此时回莫斯科的路途已变得异常艰难——进入莫斯科要经历五个封锁区，在每个封锁区都要停留14天观察，这对于普希金来说，无异于一种折磨。而事实是，在第一道封锁区检察官就没有放他通过。于是，他滞留在了波尔金诺。

然而这种被动的隔离似乎是普希金求之不得的，不仅可以让他冷静地反思这场婚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给了他进行久违了的创作以心境和时间。逃离了负累和烦恼，他属于诗歌的灵魂得以回归。他在给友人普列特涅夫的信中写道：“现在，忧郁的情绪已经消散，我要休息一下了。在我周围是不治之症，霍乱流行……它随时都可能侵扰波尔金诺村，把我们全村人全部吃掉……你可能无法想象，我离开未婚妻来这里写诗是何等快活……这个小村庄多么美妙呀!草地，除了草地还是草地，四周没有人迹。你要是高兴，可以骑马在草原上奔驰，也可以坐在家里写文章，想写多久就写多久，没有人来打搅，没有人来捣乱，我什么都可以写，诗歌、散文……”走出精神的囹圄，自由的美丽让他无法抗拒。

关于普希金在波尔金诺的情况，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在他的《普希金传》第七部第三章中有较详细的记述，其中涉及普希金这一时期的灵感状态，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在那一刻，普希金对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欣赏。他手下是一张白纸，他就在这张纸头上写起诗来。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文思如泉，周身的细胞都在歌唱。他似乎是某种特异力量的中心，他一动弹就会使世界发颤。”这段描写并结合上面的书信，我们可以判断，此时的普希金已完全进入了创作的最佳状态。

事实也确实如此，考察普希金的文学历程，在波尔金诺的三个月，是其创作的最重要时期，它之于普希金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超过了梅里霍沃之于契科夫。很多代表性作品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其中就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其实这两章在他来波尔金诺之前就已经动笔，只是在波尔金诺进行修改和最后定稿。这部诗体小说共分三部九章，除了后来将原来第八章“奥涅金的旅行”改为“奥涅金给达吉亚娜的信”外，其余的主要章节，都保持了波尔金诺定稿时的原貌。普希金曾计划写第十章，内容是描写奥涅金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情形， 但考虑到时局的险峻，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就是普希金在波尔金诺完成

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他的创作欲望被彻底激活，之后陆续创作了四部小悲剧、若干短篇小说和几十首诗歌，几乎篇篇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四部小悲剧的主题无一例外地都是死亡，在今天的情境下，我们或许更为关注《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在结构上它是《石客》的续篇，作品通过那些无忧无虑快活人的笑声和歌声，来掩饰城里成千上万面对死亡者的叹息。这是一部普希金根据自己切身处境写出的悲剧——瘟疫包围着波尔金诺庄园，每时每刻疫情都可能夺走农民和仆人的生命，普希金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尽头。面对危险，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走我的路，就好像走向决斗场那样。”他把这种勇敢、沉着和毅然贴切地融进了剧中的人物性格：

一位英俊的陌生人吸引着我们，
奔向战斗，向着深渊的边缘走去。
在汹涌澎湃的海洋，
在迷雾和浪花里，
在狂风卷起的狂沙里，
在瘟疫的喘息声里……
一切会导致死亡的东西，
都能在我这死亡的心灵里，
唤起那难以描绘的快意。

这一时期，由于普希金确立了以叙述、纪实为主的表现手段，使得他小说创作也呈现出丰收状态，数量甚至超过了诗歌，这种变化是他创作观念转型在体裁选择上的必然结果。他的小说形态为典型的普希金式散文体，叙事与抒情同构，粗放与细腻并存，语言则是幽默风趣，这与他诗体剧本的风格如出一辙。他从不向读者介绍作品中的人物，而是让他们在故事的进程中自然成长，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塑造人物的特点。其中著名的作品有《射击》、《暴风雪》、《驿站长》等。

纵览普希金这个时期的创作，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即不论叙事诗、戏剧还是小说，决斗的场面总是频繁出现，《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有，《石客》和《射击》中也有，这使得他的才华和激情始终被一种戾气伴随着，这或许源于其性情中的挑战本能，却也仿佛成为了普希金最终死于决斗的结局预设和性格铺垫——这是他命运中注定的必然归宿？结论并不确定，只能作为一种推理和猜测搁置于对普希金一生的研究和评判中。

▍普希金

在波尔金诺的三个月，普希金还创作约30首诗歌和一篇用八行体形式写成的诗体小说《科洛姆纳的小屋》，这部作品同样以普通、滑稽的小人物作为主角，用其擅长的日常巧遇作为情节线索，同时穿插了许多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它预示了普希金在开拓创作视野方面所做的大胆尝试。而诗歌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却依然延续了他抒情的本色，表现了普希金在时下境况中的忧虑、思索和希望，可以说是一种用韵文写成的私人日记，成为考察他当时思想状态的重要依据。它们与上述提到的作品一起，构成了波尔金诺时期普希金在统一原则指导下的创作追求。

此时此刻，被霍乱包围的波尔金诺，成为了普希金生命的避风港，他不仅实现了文学风格的蜕变，也铸就了他一生创作的核心价值，形成诗一般灿烂的“波尔金诺之秋”，在他不长的文学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而这一切不可思议地是在以疫情中完成的，不禁令人感叹。同时他也在此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甚至用诗歌写好了遗嘱，这当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遗嘱，而是作为一种告别以往，洗心革面的见证。“他应该把自己的回忆全部写出来。童年和青年时代，爱情和流放生活，过去的一切都应写出来，作为新生活开始之前的证明。现在，他说出了自己心底的秘密，感到轻松了许多。现在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个丈夫，一个家长。”（《普希金传》522页）

躯体状态的相对静止，反而使精神和智慧疾步前行，这种反向的逻辑关系，也许正是普希金在非常时期给予我们的一种启示，它很辩证，而且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