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人究竟是印尼人，还是华人？” 图／美联社

印尼华人究竟是印尼人，还是华人？阿雪阿姨在吉隆坡看到花布和传统乐器会说，“这是我们的，但是被马来西亚说是他们的。”无论真相是什么，她为印尼不平的怒意是真的。尽管她在新加坡买房，但也不想定居，就算新加坡有干净的水和空气、便利的交通，还是比不上雅加达。她只是为了将来情势动荡，有个地方可去。这也是我母亲来台湾的原因。

一个人的多重表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研究东南亚，《想像的共同体》是他最著名的著作，最后也在印尼爪哇逝世。他父亲是出生于英属马来亚的爱尔兰裔，保母是越南人，为了躲避战争，安德森在美国求学，但他在美国学校有英国口音，到了英国学校也有爱尔兰腔。

我们今日使用的中文／华语同样有腔调的差异。许多马来西亚华人被台湾人称赞“国语讲得很好”，但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母语（或是地方话以外的第二语言），只是我们常常对这种腔调充耳不闻。

印尼在30多年的华校华报禁令影响下，30岁以下的年轻华人几乎不会说华语，但华人的概念依然存在。他们读天主教学校、去华人开设的商店购物，交朋友和嫁娶的对象也多是华人。只是这些华人，就算去了所谓“华人的地方”，例如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常常也不被视为自己人。华人或许不只是媒体所说的“富人”，最常见的是各行各业的小生意人。

印尼有17,500多座岛屿，确切数字始终不明，因为这国家有许多活火山，不断有岛屿因火山喷发而消失，也有火山岛每年从海平面缓慢升起。这些岛上有数百个种族，例如“温和”的爪哇族，或是“粗鲁暴躁”的曼都拉族。虽然这样说有某些共通性，但依然只是个标签。认真要找的话，应该也能找到温和的曼都拉族人。

印尼人称呼洋人为“Bule”（发音Boo-Lay)，意思是白人，像是中文语境的“洋鬼子”，有点歧视的意味。《A Geek in Indonesia》的作者就是个典型的美国白人，久了以后，他也入境随俗称自己是Bule。但他也认为印尼人要有政治正确的概念比较好，不然因纽特人永远都是爱斯基摩人，达悟族依然是雅美族。

至于中文用“黑人”指称非裔美籍人士，但直译回英文就是“Black people”，虽然比Negro的歧视意味低一点，但在美国，没人敢在公共场合明目张胆说出“Black people”。但到底怎么称呼黑人在美国也是莫衷一是，有Dark-Skinned、Dark-hued、Brown等说法，讲的都是皮肤，换汤不换药。另一种称呼是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之类，问题是，黑人到美国都几百年了，怎么会是非洲人？

我问过来自英国、美国、南非等地的老师，究竟该如何使用“Black”？老师说，虽然这是不对的字，但我们私底下若都清楚对方的意思，还是会使用Black这个字。其中一个老师是美籍非裔韩国混血儿，外表看起来不是典型的黑人，她说这个字一直让她很困扰。

例如她去看病时，医生问她父母来自哪里，她答美国和韩国，结果医生在黑人的地方打勾。她宁可被说是“那个穿黄衣服的女生”、“站在角落的人”、“手上拿着蛋糕”——有那么多方式可以形容一个人，但偏偏只有她的皮肤被看见。

印尼华人或许不只是媒体所说的“富人”，最常见的是各行各业的小生意人。 图／路透社

人，可以这样被轻易分类吗？

至于中国，长久以来在印尼语是Tiongkok，由闽南语和潮州话而来。后来日本统治期间改为Cina，有负面的意义，苏哈托执政后也沿用下来，近年才改回Tiongkok。印尼民众也许以为Cina是个惯称，但至少官方电视台都开始修正了。倒是华裔以客语、闽南语称呼印尼当地人为“番人”一点也没改变。至于母语就是印尼语的这群年轻人，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其他种族的人了。

但从日本时代的日本人视角的著作，例如鹿野忠雄的《山、云与蕃人》来看，那时汉人是“土人”、原住民是“蕃人”，对殖民者来说都是异类。进一步细看，所谓的华人也不都是同一种人。如孔复礼（Philip Kuhn）在《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中研究，印尼和马来亚华人也有语言和宗族的边界，分为福建人、福清人、兴化人、客家人等。台湾课本提过“漳泉械斗”，就算种族相同，但语言、文化就足以造成隔阂。先来者占了商业地盘，后到者就只能找寻其他空间。

我的母亲家族这边用客家话自称“唐人”，唐山过台湾，虽然唐朝的势力从来没到过台湾和印尼。孔复礼写道，越南也有“明乡人”的说法，意思是“仍然思念明朝的人”：“1679年，粤藉和桂藉兵士大约3,000人，为逃脱清兵追杀，乘坐50艘战船进入了越南。”这些人被当做政治难民，定居于荒芜地区，甚至建立了武装自治领地。这些移民成了阮氏王朝对抗高棉扩张的屏障。

“客家人为了开矿，抵达了婆罗洲。垦荒对客家人来说并不陌生，先前已经有人到邦加淘金。这些移民不全是非法之徒，也有怀抱梦想的生意人。”

“广东人大量向外移民基本是在19世纪成形的，他们一直在手工业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他们是灵巧的修理工、能干的小五金商人和小业主，同时他们还是小客栈、小餐馆的成功经营者。此外，潮州人以擅长种植农作物而著称。客家人曾经长期在边缘地区求生，其早期以出色的采矿者闻名于世，但后来不少人则转型经商，活跃于诸多城市的商贸领域。”

尽管后来明清时期有了海禁，但诡异的是，海禁并不禁止人民出海，返乡养老的人才会被敲诈。因为出洋的人举债做工，根本一穷二白。衣锦还乡的人才有油水可揩。1749年，富商陈怡老事业有成，甚至为荷兰政府担任“甲必丹”，管理调解华人事务。但清帝国规定人民出国不得超过3年，否则取消中国国籍，陈怡老又为外国政府工作，于是被逮捕、审判，流放到西北边疆。此一事件后，清帝国才放宽了3年限制，华侨得以无限期侨居异地。

19世纪时，世界各地逐渐废除奴隶制，但那之后，不代表人们自由了，只是由另一批苦力（Coolie）顶替。被欺骗、胁迫的工人上船了，运到遥远的地方。秘鲁的纪录是没有食物、没有通风，航程长达好几个月，苦力死亡率因此高达22至41％，死亡原因包括坏血病、痢疾、脱水，以及自杀。有时苦力的处境甚至比奴隶还惨，奴隶至少被视为主人的财产，但契约劳工就算期满了也不见得能脱身，小工头会聚赌或推销鸦片，让工人满身债务。为了利益，就算是彼此来自同种族，说着同样语言，一样会压榨彼此。

这些罗汉脚（移工）当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才有了“宗亲会”。宗亲会对于菁英阶级是象征性的地位标志，但对于普通华人而言，是在不幸亡故又无法葬在家乡时，能办个像样的葬礼。

中爪哇省三宝珑傍河而建造的建筑，约1925年。 图／Tropenmuseum, par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虽然不同却又相像的我们

随着时间过去，不同时代的“新二代”，在东南亚也有不同的称呼。

“在爪哇，此类异族通婚的后裔在马来文中叫作‘伯拉纳干’（Peranakan），意为‘土生’；在麻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此类群体称为‘峇峇’（Baba）；而在菲律宾，则被叫作‘麦士蒂索’（Mestizo）。”

在爪哇，土生华人（Peranakan）是当地出生的移民后裔，新客华人（Totok）则是出生于国外的新移民。但我猜从其他族群眼中，看起来都是移民，有着同样的血缘。这样的愿望成为清帝国摇摇欲坠之时海外华人的寄托，希望遥远的祖国能保护自己，但也永远得不到居住地政府的信任。1911年的革命对于这些华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剪去满清王朝强迫的辫子，一方面恢复了汉族身分，也方便融入当地。

然而1854年，印尼法律取消土生华人的优势，降到印尼本地人的低点。而20世纪初的中国，承认所有的华人都是中国人，直到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1960年时，印尼政府要求华侨做出选择。19世纪下叶，澳洲政府曾担心若开放中国移民，中国文明会取代英国文明。

当我们提到台湾，可能不是一种血缘或种族。我记得几年前，一团新加坡高中生来台湾参加营队，在我的文学课上，那个新加坡高中生用掺杂福建话的华语说：“我知道芦洲，那边有很好吃的切仔面。”切仔面这三个字，说得十分道地。也有菲律宾母亲的女儿，长大到了兰屿之后，发现那边的原住民与菲律宾老家的语言相近，于是有了“新二代”的认同，希望去了解更多东南亚事务。

了解周围岛屿的身世之后，才会发现海洋不是边界，而是连结的纽带。不是谁去巩固了疆界，而是每个人都建立了连结。

（※ 作者：陈又津。曾任职广告文案、编剧、出版社编辑、记者。关注移民及城市议题。出版有《少女忽必烈》、《准台北人》、《跨界通讯》、《新手作家求生指南》 、《我妈的宝就是我》。本文授权转载自“独立评论@天下”。）

“了解周围岛屿的身世之后，才会发现海洋不是边界，而是连结的纽带。” 图／路透社